胸中尽是风云气，到底不是袖手人

　　1898年，四十五岁的陈散原乘船途经汉江。时值春季，阳光明媚，波光粼粼。他登上高观亭，凝望着滔滔不绝的汉江，沉吟许久，最终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脚底花明江汉春，楼船去尽水鳞鳞。
凭栏一片风云气，来作神州袖手人。
诗的末两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。它表明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，仍处壮年的诗人已经下定决心，将自己裹在一层厚厚的茧中，继而袖手旁观，任你风起云涌、神州陆沉。这首名为《高观亭春望》的七言绝句，俨然是陈散原内心深处的一次吐露与独白，历来被世人引用，作为陈散原颓废消极的正面论据。"邦有道则见，邦无道则隐"，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，因为迷茫和痛苦而决心当一个"袖手人"的士大夫又岂止陈散原一个？但实际上，贯穿陈散原一生的，是和《过高观亭》中大相径庭的赤子之心和爱国热情。这个亲笔写下的神州袖手人，他一辈子都没真正地当过。
1853年，陈散原出生在江西义宁的一个大官僚家庭，名为三立。其父陈宝箴是地方大员，官居直隶省布政使（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省省长）、兵部侍郎（国防部副部长）。号"四觉老人"的陈宝箴，除了学识出众之外，还是维新变法的急先锋。在当时守旧派阴狠地躲在顽固势力头子慈禧太后的身后，向维新派屡屡进攻和中伤时，陈宝箴是为数不多的支持变法的地方实权人物。他办时务学堂，设矿务、轮船、电报及制造公司，刊《湘学报》，成一时风气之先。
这种为国家民族不断奔走的热血，和开明进步的革新精神，同样也影响到了儿子陈散原。1882年，29的陈散原参加乡试时，因为厌恶死板僵化的八股，竟然不用规定的八股文体，而用散文作答。幸而陈散原文采出众，而父居高位，所以连中举人进士，授官吏部主事。
吏部是中国古代最受官僚追捧的行政机构，由于掌管官员的培养升迁，吏部的官员被尊为"天官"。33岁的陈散原能有如此肥差，可谓官运昌顺。然而，令他魂牵梦萦的，并非高官厚禄，而是如何给在病榻上呻吟的中华民族开出一味救亡图存的良方。他很快辞职，奔赴湖北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、父亲陈宝箴一起，推进新政，鼓励工业，开现代学校。种种新政都令封建守旧派寝食难安，厄运也随之降临。1898年，西太后反动戊戌政变，软禁光绪，开始了官场上的大清洗，维新骨干陈氏父子也没有逃脱守旧派的网罾，被免职回家，永不叙用。陈氏父子只得前往江西避难，途经汉江时，苦闷异常的陈散原看着滔滔汉江，想到父子二人未竟的事业，心灰意冷，留下了那著名的两句诗，从此结庐南昌西山（散原山），沉醉在诗歌的世界里，再不问世事。
在诗的国度中，这个袖手人攻城拔地，创造出了大量令人啧啧称奇的作品。维新变法失败后的陈散原心眼俱冷，因此诗境悲凉，语气凄切，"一径余花初脱雨，三年枯泪尚留碑"；他疾世愤俗，甚至以鬼神怪兽入诗："光景破碎雷霆欺，龙穴奔噬千蛟螭"；他宗法黄庭坚，酷爱炼字，宁僻毋俗，常有点铁成金之效："寻源波底出山影，乱眼鸦群翻夕阳"；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落落不群，不惜生硬苦涩，佶屈聱牙："云风摩顶悬灵境，岩壑低昂拥故姿"。沉寂许久的晚清诗坛，如同听到了一声惊雷，被陈散原的诗作震惊了。这个陈散原，写常人不愿写之物，用常人不敢用之词，癞蛤蟆、飞蛾、骷髅、蟒蛇是散原老人的笔下常客；压、护、媚等生僻的动词更是为他自由调遣，以成新奇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，借董斜川之口，把陈散原排到了五六百年来第一的地位；同时代的诗人陈衍沈志勇"海内称雄"四个字形容陈散原诗歌的流行程度。维新变法的领头羊梁启超曾写诗评价：
义宁公子壮且醇，每翻陈语逾清新。
啮墨咽泪常苦辛，竟作神州袖手人。
欲抑先扬，微寓批评。梁启超钦佩陈散原的艺术成就的同时，也为陈散原的隐居感到可惜。这一"竟"字，不可不谓重如千钧。
然而，陈散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"袖手人"。1903年，陈散原将江西老家的豪宅捐了出来，办成了一个新式学堂，自己出钱聘请外国教师，废除八股，增开数学、化学、美术体育，禁止体罚，废除跪拜等旧式礼节。两年后，他又和近代实业家李有芬创立了江西铁路公司，修铁路，办实业。陈散原没有变，他和当年弃官变法的那个年轻的"陈吏部"一样，心心念念的，全是祖国的富强。他拒绝袁世凯出山做官的请求，还在民国时让蒋介石吃了闭门羹。他口称诸事不问，实则古道热肠。1906年，家乡义宁大旱，奸商何大毛却趁机囤积居奇，最后和乡民发生冲突，打死饥民57人。何大毛上下打点，意欲平息此事，陈散原闻讯后拍案而起，具陈冤情，一纸诉状送到了刑部，为冤死的乡民讨回了公道。
胸中那一片为故国、为百姓而不断翻涌的风云气，从未消散，面对是异族入侵时更是如此。1932年，日军轰炸上海闸北，维新后不再看报的陈散原订阅了《航空沪报》，我方胜利则大喜，日军得意则大悲，甚至在梦中都喊出"杀掉日本人"的激愤之言。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国势日衰，日寇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。84岁的陈散原已经老病交加，常常卧床。日本人意识到陈散原崇隆的文学地位和强大的社会号召力，屡次派汉奸、故人、特务、甚至军方高官前来游说力逼，希望陈散原出山"合作"。陈散原每逢此时，必不顾老弱，拿着笤帚将说客赶出门外，并留下话："中国人岂狗彘耶？岂贴耳俯首，任人宰割？"他尤为鄙视卖国求荣的士子，好友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，他愤然与之绝交，将郑孝胥写的书信付之一炬，连郑孝胥给《散原精舍诗》做的序言都删掉了。他深知日本人心狠手辣，如果屡不合作，只能为其戕害，所以，在1937年的九月，他决定自尽，以这种保全尊严地方式，对日本侵略者做出最后一次抵抗。
9月14日，绝食五日的陈散原在杭州西湖湖畔逝世。随着这位晚清风骨的离世，中国古典诗词的舞台也缓缓放下了帷幕。从维新变法，到隐居避人，再到绝食而死，陈散原84岁的人生里，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担忧。这个胸中尽是风云气的诗人，到了最后也没有做到那个洒脱自号："神州袖手人"，想必到了九幽，他的忠魂也在为民族的命运而牵挂，在黄泉中吟哦出更加动人的诗歌。（罗干松）